重庆农商行50亿元二级资本债获批还有两项AA+同类债券尚在存续期

每经记者 张祎    实习编辑 刘野    

发改委规划司城乡融合发展处处长刘春雨表示,需要注意的是城里人到农村买宅基地的口子不能开,按规划严格实行土地用途管制的原则不能突破,严格禁止下乡利用农村宅基地建设别墅大院和私人会馆。

在转移性收入方面,《意见》提出,完善对农民直接补贴政策,健全生产者补贴制度,逐步扩大覆盖范围。在统筹整合涉农资金基础上,探索建立普惠性农民补贴长效机制。(完)

如何真正实现让农民富起来,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为此,《意见》提出,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持续缩小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统筹提高农民的工资性、经营性、财产性、转移性四个方面的收入。

还有两项二级资本债在存续期内

在工资性收入方面,《意见》提出,规范招工用人制度,消除一切就业歧视,健全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机制,落实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平等就业制度。健全城乡均等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制度,努力增加就业岗位和创业机会。

陈亚军指出,超大城市、特大城市要更多的通过优化积分落户的政策来调控人口,既要留下愿意来城市发展、能为城市做出贡献的人口,又要立足城市功能定位,防止无序的蔓延。个别的超大城市、特大城市还是要严格把握好人口总量控制的这条线,合理疏解中心城区非核心功能,引导人口合理的流动和分布,防止“大城市病”的发生。

“放宽落户不等于放松对房地产的调控。”陈亚军表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个定位是必须坚持、不能动摇的。同时,消除城市落户的限制并不是放弃对人口的因城施策。

根据发改委今年4月份发布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II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I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超大特大城市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意见》设定了“到2022年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消除”的目标,并要求“有力有序有效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

——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

4月23日,银保监会网站发布信息显示,重庆银保监局于4月18日对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票代码:03618.HK,以下简称“重庆农商行”)募集发行二级资本债券作出批复(渝银保监复〔2019〕153号),同意该行发行不超过50亿元人民币的二级资本债券,并按照有关规定计入该行二级资本。

陈亚军说,虽然城乡居民收入比从最高点的2007年3.14倍,持续下降到2012年的2.88倍,进而下降到2018年的2.69倍,但近几年的缩小幅度逐渐收窄,农民持续增收面临比较大的挑战。

在改革完善农村承包地制度方面,保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落实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政策。加快完成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

在财产性收入方面,刘春雨表示,要以市场化改革为导向,推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加快完成农村集体资产的清产核资,并且把经营性资产量化到集体成员,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推动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

刘春雨指出,要严格守住土地所有制的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不能把集体所有制改没了、耕地改少了、农民利益受损了。要以维护农民的基本权益为底线,绝不能代替农民作主,不能强迫农民选择,要真正让农民得到改革的红利。

图为民众在公安派出所办理城镇落户手续。 杨光振 摄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认为,户籍制度改革要惠及各个阶层,不能搞选择性改革,只盯住所谓高端人才。要把已在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作为重点落户群体。

5月6日,国家发改委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中新网记者 李金磊 摄

重庆农商行2018年年报显示,截至2018年末,该行资产总额9506.18亿元,存款余额6161.66亿元,贷款余额3811.36亿元,分别较2018年年初增长约448亿元、440亿元、428亿元。同时,该行资本充足率在2018年末上升至13.52%,较2017年末提高0.49个百分点,高于10.50%的监管要求3.02个百分点。此外,其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在2018年末分别为10.95%、10.96%,均较2017年末上升0.56个百分点。

议案显示,为进一步增强资本实力,支撑业务持续稳健发展,重庆农商行计划发行带减记条款、无转股性质的合格二级资本工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含人民币50亿元),债券期限不少于5年期,所募集的资金将用于充实二级资本,提高资本充足率。

2018年7月,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作出跟踪评级报告,维持重庆农商行主体信用等级AAA,同时维持上述两项债券AA+的信用等级。

“这些重点人群才是落户的重点,而不是说片面的去抢人才。城市需要人才,但是更需要不同层次的人口,绝不能搞选择性落户。”陈亚军说。

记者注意到,目前重庆农商行有两项二级资本债仍在存续期内。2014年6月、2016年12月,该行曾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了总额分别为50亿元、40亿元的二级资本债券。其中,“14重庆农商二级”为10年期品种,在第5年末附有前提条件的发行人赎回权,票面利率6.38%; “16重庆农商二级”也为为10年期品种,在第5年末附有前提条件的发行人赎回权,票面利率3.80%。

《意见》提出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若干举措,包括三大方面:改革完善农村承包地制度、稳慎改革农村宅基地制度、建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

据重庆农商行此前披露,2018年4月27日,发行合格二级资本工具的议案经该行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获得批准。

在建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方面,允许村集体在农民自愿前提下,依法把有偿收回的闲置宅基地、废弃的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转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值得一提的是,重庆农商行曾于2014年6月、2016年12月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了总额分别为50亿元、40亿元的二级资本债券。2018年7月,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评级”)在跟踪评级报告中维持了上述两项债券AA+的信用等级。

对于资本充足率较年初稳中有升的主要原因,重庆农商行在年报中表示,一方面净利润保持增长,有效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另一方面,附属机构资产规模和风险加权资产日益增加,非控制性权益有所增加。同时,集团资产规模增速放缓,风险加权资产适度增长。综合上述因素,资本净额增幅高于风险加权资产增幅。

据重庆农商行2018年年报,截至2018年末,该行资本充足率较上年末提高0.49个百分点至13.52%。此外,其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在2018年末分别为10.95%、10.96%,均较上年末上升0.56个百分点。

4月15日,重庆农商行在香港举行了2018年度业绩发布会。发布会上,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建忠介绍,截至2018年末,重庆农商行拨备覆盖率为348%,贷款拨备总额达到171亿元,风险抵补能力进一步增强。对于外界关注的“返A”,刘建忠表示该行在2019年的经营中将加快推进A股上市工作。

去年底资本充足率同比提高0.49个百分点

所募集资金将用于充实二级资本

另外,周冠南还表示,根据表外非标回表测算,农商行非标回表压力不大,存量非标回表后资本充足率距离监管红线还有一定空间,因此农商行面临资本补充的压力不大,资本补充的方式可能以发行永续债和二级资本债为主。

哪些人是重点群体?发改委规划司司长陈亚军6日表示,解决农民工的落户问题首先是坚持存量优先、带动增量的原则。存量优先就是指已经在城市长期就业、工作、居住的这部分农业转移人口,特别是举家迁徙的,还有新生代农民工,以及农村学生升学和参军进入城镇的人口。

此外,重庆银保监局还提出,重庆农商行应在二级资本债券发行完毕后一个月内就有关发行情况和资本充足率变化情况向监管机构提交正式书面报告,并应制定并不断完善与自身发展战略和经营管理能力相适应的中长期资本补充规划,加强资本管理,强化资本约束,确保资本的节约与有效使用。

在稳慎改革农村宅基地制度方面,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和闲置房屋。

实际上,公开信息显示,二级资本债已成为商业银行资本补充的重要工具。华创证券研究所证券分析师周冠南日前在研究报告中指出,截至2019年3月26日,存量银行二级资本债共398只,募集资本约 20300亿元,涉及农商行140家和城商行100家。商业银行早期发行的二级资本工具将在2019年集中进入可行权期,预计在2019年,商业银行在第一个5年可行权期不仅不会行使赎回权,而且发行规模还可能会持续上升。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251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617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2.69,比上年缩小0.02。

重庆银保监局在批复中表示,重庆农商行发行和管理二级资本债券,应严格遵守《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等有关规定。应在募集说明书等文件中载明本期二级资本债券的减记条款,且不包含赎回激励条款;本期二级资本债券在存续期间应遵行监管机构相关监管政策调整的各项要求。

——闲置宅基地可转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数据显示,截至2018底,仍有2.26亿已成为城镇常住人口但尚未落户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其中65%分布在地级以上的城市,基本上是大城市。因此,需要推动大中小城市放开放宽落户限制。

——统筹提高四个方面收入

在经营性收入方面,刘春雨表示,既要完善财政、信贷、保险、用地等政策,降低农业成本、提高农业收入;又要提高职业农民技能,培育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统筹提高农业效益和农民收入。